炎熱的季節，在火車站附近辦公投連署是件挺折磨人的差事。天氣熱，又要面對一堆陌生面孔對我們的問題。好不容易解釋完，對方也順利簽下了連署書，又要將連署書整理、核對。
「Mcgee，這些是已經昨天的連署書？」我翻著這一大疊連署書。
「對啊，今天連署的在右邊那疊。」Mcgee邊忙著面對民眾，邊回頭回應我。
翻著翻著，隱約瞥見「巫美玲」三字，又立刻往回翻，怪了，說甚麼也翻不到。
但我總覺得我確定看到巫美玲的連署書有在裡面。
「趙大哥，怎麼了？」Mcgee問。
喔，我先自我介紹。我叫趙忠仁，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男子，在高雄的一家金屬工廠工作。
「沒事，想起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。」我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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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我怎麼說起這段回憶？這已經是久到我幾乎以為我已經忘記了。
幾乎。
我到憲調組，第一個案子就是人口販賣。在1980到1990年代，算是台灣整體經濟與環境相對穩定的一個時代，也是人口販賣滿嚴重的時期。
因為都市成長速度很快，同樣地，黑暗的地方也成長地很快。
很早之前，就一直有未成年的原住民少女，當時還叫「山胞」的未成年少女，被拐賣到大城市淪落風塵。
我在特殊管道的安排下，進入了這個人口販賣集團。每年夏天，在國中畢業典禮結束後，我們就上山「取貨」。這是個龐大的上下游供應鏈，上從地方政客、警方、甚至到國中教師，下至娼寮、酒店等，向社經地位低落的原民拐買他們家中即將國中畢業，未成年的少女。
他媽的，那真是一段噩夢，我當時這樣感覺。在六月時節，我們開著卡車上山，直接把要交易的少女手腳綑綁，嘴巴貼上牛皮交代，裝到卡車預備好，菜市場用的大型藤籠。
因為我在組織裡是一個不起眼小貨色(這是最好的保護色)，卡車行進時，我負責在車斗確保裏頭的少女不會逃脫。
從山上到山下三三四個小時的車程，我在黑暗的車斗中，不斷聽見少女們此起彼落的嗚嗚的低鳴，偶而還可以在藤籠裡看到少女們的眼睛，那種往外看也看不到陽光的眼神。空氣中除了瀰漫著車斗裡原來就友的腥臭與霉味，有時還會秀到尿騷味，大概是有的少女耐不住漫長車程，內急無法控制。
到了台北，卡車開到「卸貨」的地方，就有一群人在那等著，卡車一停妥，就立刻上車把少女們押下車，然後交給「媽媽」們。我是替其中一個媽媽工作的，平時負責維持窯子的秩序，必要時也參予交易「補貨」。
第一年真是難熬的一年，我沒有一刻不想退出任務，但是在長官的命令與檢察官的要求下，我就這樣過了四季。
第二年又去山區「補貨」時，看到一個女孩。其實對我來說，每個女孩長得幾乎都一樣，但是那個女孩就是讓我的眼睛不容易離開她。她美嗎？或許吧。但我更願意相信一段故事即將發生。
回到台北後，我繼續過著顧場子的生活。後來那個讓我目不轉睛的少女，被收到我的「媽媽」門下。她叫巫美玲。就像她的姓，她的外表，彷彿有巫術般的把我牽縛住。
很多少女來到這，經過一段過渡期後，就開始明白，她們的生命已無任何期待，就像在史達林格勒戰役投降的德軍一樣。她們在一場又一場的交易中，慢慢磨蝕掉自己。
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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