義凱之後就一直在國外。唯一一次回來民國93年的時候，還是一樣，他來採訪台灣的總統大選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是以國外特派記者的身份來這邊採訪。
也因為這樣，我們有連絡。本來約好，選舉完，如果沒有特殊狀況，我會解除戰備，然後可以休假，跟義凱見個面。
民國93年3月19日下午的槍響，完全打亂了所有事情。一夕之間，所有都變了。
翌日開票結束，勝選的一方以極少的差距贏得了選舉，於是群眾大規模的湧入台北市。大家都知道這一切都不公平，但是事實又難以改變。
所有部隊全面管休，使得我原來要跟義凱見面的機會錯過了。同時上級交代所有人員不可輕舉妄動，盡力維持部隊的安定。也有風聲說，因為暴亂持續未平，使得中共有意侵犯。於是所有單位的人員全面提高警覺，防止動亂。
整個世界都在動盪，沒有一個東西是值得依賴的，包括信仰、道德。
義凱在結束採訪，離開台灣前，還打了個電話給我，說：
"老長官，多保重啊！"
"你也是。對了，我想問你，你怎麼看這次採訪的選舉？"
"如果我以記者的身分回答，我會說：非常爭議的結局。如果是以朋友的身分........."
"會怎麼看？"
"執政黨獲得一個令人失望的勝選。"
我笑笑。
翌年的元旦，我升為上校，並且派往北部單位擔任政戰主任。雖然說升了官，但是我並沒有太多的欣喜。因為部隊裡頭的氛圍都變了。不知道是否因為之前選舉過於激烈，以至於日後部隊的人事案子，感覺像在比誰能夠輸誠，誰就勝出。忠誠，不是應該是軍人的本質嗎？怎麼會變成這樣？
什麼時候，忠誠與榮譽，變的像大賣場的價目表上的數字？
我有次寫信給義凱，就把這樣的心情寫給他。他回信道：
"趙sir：我明白你的感覺。換個正面的角度，今天的你，可以自由地把你這樣的心情，寫信給我，不必擔心被清算，也不擔心我去告密。我相信在你心底，信任我，也相信些正面的東西。祝順心，義凱上"
對啊，我應該是還相信些什麼，譬如，友誼。
95年的秋天，因為與總統相關一連串的醜聞爆發，因此再度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。那時的部隊極力要求軍方，保持內部的安定，也極力避免有軍人涉入。越亂的時刻，最不能亂的是軍隊。
前前後後又動盪了一個月左右。某天，我在戰情室看著電視，銀幕裡，大約數十萬的群眾，身著紅衣，在總統府 前面抗議。
我轉頭，望著窗外兩行標語："以國家興亡為己任"、"置個人生死於度外"。
我決定提出退伍報告。
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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