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任

最近有看到在談陸生的話題。其實我是滿贊同有陸生來台灣讀書的。我始終認為，陸生來台灣是可以多了解台灣的一切，進而消除很多誤會與不諒解。也許我們上一代跟這一代做不到的，在未來可以讓年輕的一代找到答案。


清華大學在很早之前就有大陸籍的老師在當教授。後來也有很多大陸的研究人員來當博士後研究或是訪問學者。我進清大的時候，我的研究室是個極度人力單薄的實驗室。碩士班一共三人，碩二一個，碩三一個，碩一也只有一個(就是我)。博班一個，除了我，都是翌年就要畢業的人。那幾個實驗都做的差不多，只剩寫論文，所以大部分時間實驗室只有我一個人。

等到碩一那年秋天，有一位四川大學的副教授來我實驗室當訪問學者。他叫任譯，約四十出頭，是個浙江人。

他人還滿nice的。我在讀碩班的那段日子，他教我不少研究的技術，包括軟體、數據分析這些東西。他也教了我不少學科上的東西。我記得那時候有修"量子化學"的課，那是主必修，但是課程很艱辛，也是托了他的福，我才把這門主必修給修過的。

為了避免尷尬，我並沒有讓他知道我是軍人子弟的身分，不過我是把他當作一個亦師亦友的老師。我從他身上也發現很多特別的地方。他在很多地方當過訪問學者，或是博士後研究員，比較特別的是他去以色列當過博士後研究員。雖然我們的印象中，那裡是個危險的地方，可是對他而言，那邊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環境，文化很多樣，學術與科技也很先進。(雖然他說曾經差點遇到汽車炸彈)

我覺得像他這種，文革有被再教育過，也到過很多地方生活的人，有個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：適應力特強。他來台灣沒多久，台灣的公車、客運他很快就知道怎麼使用。後來我遇到的幾個大陸學者也這樣，這種適應力超好。

半年很快就過去，沒多就老任就要回四川了。正準備要回大陸前夕，他遇到一個麻煩：他要把他約24萬台幣的薪水換成美金匯到大陸去，但是當時兩岸通匯並不便利，像他這樣人，要匯款必須要有人擔保。雇主不可以，所以我的指導教授就不行；在苦無對策的時候，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與衝動，忽然說願意幫他擔保。後來這件事被老爸知道了，被痛罵一頓。

不過，我是做對的事情，我迄今還是這麼認為。

後來，任譯要回大陸了，回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跟他哈啦，他說：

"小兄弟，我沒什麼話好送你的，記得兩件事：一，娶老婆，要找有工作的，女人沒工作，就會變黃臉婆。二，婚姻幸福的程度，與婚禮的盛大程度成反比。"

我不知道當初任譯送我這些話是要幹麻，不過我想，也許有天我會懂。

後來任譯還有再來台灣一次，我們又碰面了。96年三月，他要回大陸，而那時我也準備換工作離開新竹。我們道別，後來我就沒有再看到他。

我其實很珍惜這個與大陸學者相處的機會，我也很感謝他教我關於化學研究的知識，不過誰可以告訴我，他送我的那兩句話，到底是為什麼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