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蹤

這些日子，翻了一下國中畢業紀念冊。

其實整本紀念冊，手機有聯絡方式的剩四個，真正有在聯絡的剩一個，有些人是知道下落但從未連絡，有些人就真的人間蒸發了。當然，也有人已經往生了(這是真的)。

包括當初教我的老師也退休。基本上，這間學校對我的意義只剩記憶。
   
除了自己班的，當然也有別班的朋友。別班的朋友其實也是高中有同校才會有消息，其他的也散失了。

我其實還滿不負責任地把這一切推給"誰叫我們生在高雄"這理由。因為大家後來多往北部發展，連絡就淡了。加上附近一些眷村拆除都更，如果是離開高雄一段時日的人，自然就會失去跟過去的聯結。

失去一些記憶不見得是個壞事，有時候是告訴你繼續往前走。我常這麼安慰自己。

我所有失蹤的朋友，失蹤的最離譜的大概莫過於中村了。

中村跟我小學就認識了，他小學六年級才轉來我們班，基本上很少很少人小六轉學的。他體型滿胖的，非常的胖，但是運動也很機靈。我真正比較認識他是小六下學期，因為發現這人還滿談的來，加上我們又喜歡去圖書館(真的，我們是文藝少年，我們在那邊看完唐吉軻德的！)，以及討厭當時的導師，所以我們就這樣成為好朋友。

升上國中後，我跟中村又同班。很難解釋這樣一個緣份，當時上國中時，在還沒開學前就有國一暑期先修輔導課，我們被編在同一班，同時該班的導師泰瑞莎，在重新編班後，也成為我國中的班導師。於是乎我又跟中村繼續三年的同窗。

在那個龍蛇雜處的日子裡，其實跟著中村有某種程度的優點，因為他體型壯碩，而且他講義氣，所以跟著他不大有什麼麻煩。當然，我們也會跟學校的規矩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。我們不算是壞學生，但是也不是那種每天穿著整齊制服，往來於老師辦公室跟教室的好學少年。我們就在那個不黑不白的環境長大。那時候我們還有另外兩個死黨，我們四個幾乎天天在一起，所以戲稱自己是"四人幫"。而中村是我們四個中最早社會化的，早在國二的時候，他就開始過著在彈子房躲少年隊的生涯，他也是最早有菸癮的人，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遮掩這件事(實在不知道這是好還是不好)。

他也算是我們裡頭滿會帶頭起鬨的人。我們如果要修理那個人，通常他會帶頭；而且他也是惡作劇的慣犯。有一次，班上一個滿令人討厭的女生，彎著腰半趴在牆上畫海報，中村點火燒她屁股，把人家的褲子燒破；我想，如果我們的青春期是在現在，我們應該至少要面臨30年以上的徒刑吧！

國中畢業以後，我讀雄中，而他讀前鎮高中，我們又在同家補習班補英文跟數學。高度社會化的他，高一就騎著125機車上學，躲警察。而我還是乖乖的從高雄火車站搭公車，或是父母接送到七賢路那邊補習。每次補習班中間下課，我們就蹲在教室旁邊的小巷子裡。下課時間不算長，也夠他哈一根菸。他抽菸，我沒抽菸，我們就這樣在那邊聊生活、聊音樂、聊學校。

反正，這就是我跟中村糊裡糊塗的青春期歲月，六年多就這樣過去。

高中畢業，我考上彰化師大，而他考上淡江大學 ，於是我們就這樣各奔東西。那時也不會想很多，就覺得反正讀大學是暫時的事情，寒暑假還要回高雄。

不過，我就這樣跟中村失去聯絡。

說來也誇張，中村去台北讀書後，就很少回高雄老家。我跟他就不大聯絡的到。後來連寒暑假也鮮少遇到他，因為他爸媽說他都在台北混。後來越來越誇張，他鮮少回高雄的次數，已經搞到他媽請託一位以前一起混的哥們，去台北找他兒子。我猜以中村高度社會化的人生，也許，又在那地方找到自己一片天地，也說不定。

我最後一次遇到中村是在左營的一個十字路口，我過馬路被他叫住。靠，飄逸的長髮，還有點金黃色，完全跟這個死胖子不搭。我說我剛下成功嶺 (一整個是更生人的造型)，問他怎麼還有這樣的造型。原來他上成功嶺 被驗退。彼此打聲招呼，然後互相道別。
  
這個再見就說了14年了。

後來大學畢業後，發現他老家電話也換了，我已經完全不可能再找到中村了。其實他的失蹤不會讓我太難過，相對地，我覺得對這樣一個奇人，他還是失蹤的好。我會記得那些年我們的豪邁事蹟，譬如打人、惡作劇、拆桌椅當武器。我也寧可記得他是一個國二就躲少年隊的"豪傑"。這樣的結局，其實還比較好。

如果，今天的他是個梳個整齊的西裝頭，在區公所上班，回家陪小孩的人，我想我會很不能接受吧！